上海120“大堵车”：压床、压车、压病人-凯时尊龙官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
4月28日中午，3辆120救护车堵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楼前。
因为急诊爆满，病床周转慢，“我们的床被医院’压’了。”120救护车随车医生王晓惠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由于担架搁置，她跟随的这辆救护车无法接单送病人就医。在上海，很多救护车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刻。
那3辆“担架搁置”的车中，最久的一辆已停运一个多小时。正常情况下，这段时间里，他们至少可以将两名急救病人送往医院，但现在车一动不动。
“压床”死循环与填不满的窟窿
4月28日，王晓惠将一名昏迷的病人送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这名病人住在同心路338弄，位于封控区，有糖尿病史，上午下楼做核酸时，突然晕倒，进入昏迷状态。病人家属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从接到派单，到将病人送至医院，救护车花了23分钟。
然而这辆救护车自此闲置下来。司机、医生、担架员都在，唯独没有担架床。“现在我们就已经暂停（接单）了。”救护车司机陶炜说。
他有两种办法解决，要么等医院把床腾出来还给他，要么等急救中心的流动送床车送来床。
“现在疫情的关系，它（送床车）的床也不够用，因为基本上收不上去，只能在急诊等着。”陶炜告诉记者。闲下来后，有的司机呆坐在驾驶室里，有的司机趴在车窗上，有的玩起了手机。陶炜并不希望自己闲下来，闲下来就意味着有病人在等待。他们遇到过，救护车抵达现场时，病人已经去世。
眼见已至中午，一时半会儿又等不到床，他们回急救站吃午饭。饭后，他们空车返回市一医院急诊门前时，“大概已经压了5辆车。”王晓惠说，她只好继续排队等待。
此时，在上海医疗急救中心120调度指挥中心的调度系统里，已有49单“急救待派”——49名病人正在等待120救护车的到来。但系统显示，闲置着、“暂停调用”的救护车有51辆，其中就包括王晓惠的这辆。
“我轮子滚去了，现在滚不出来了。”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通信部部长李警雷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50辆车就相当于30%（运力搁置）。我（中心城区）一共140辆。” 市医疗急救中心负责中心城区7个区的急救调度，其他区呼入电话则转接至各分区的急救中心受理。
“我们最高达到70%的车辆搁置。”李警雷告诉记者，这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急救中心一边紧急购置一批担架床补充到一线，一边协调各医院尽快归还担架床，一边通过更高效的消杀缩短救护车“暂停调用”的时间。
李警雷表示，市卫健委近期曾下发过文件，敦促各医院将压在医院的担架床还给急救中心，“但对我来说，看到的效果就感觉推不动。”
在李警雷看来，压床造成的运力下降，是他们当下最大的困难。而病床的缺口，对他来说，像是一个填不满的窟窿，“真的没底的”。
尽管那些“暂停调用”的车辆，有一部分车辆是因“消杀”或随车人员吃饭、更换防护服而暂停，但这些因素造成的救护车搁置时间是有限的，压床造成的车辆搁置时长则是未知的。
陶炜被“压床”最久的一次是7个小时，等床腾出来时，他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他的同事有人曾在上班后，第一单将病人送往医院后，就出现压床现象，之后一整个班的时间只剩下等待。
医院也有难言之隐。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仁济医院东院区门急诊办公室主任张斌渊说，以往，上海病人数量、医疗机构数量和120救护车数量，基本处于紧平衡的状态。但当越来越多医院改为定点医院以后，非定点医院急诊科的压力陡然变大。
“我们原先一天救护车量是30至40辆，多的时候，会有50多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仁济医院东院区门急诊办公室主任张斌渊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基本上每天八九十辆，厉害的时候要超过100辆。”
仁济东院急诊科副主任刘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病人）进来的多，出去的少。”他们急诊科也在想方设法提供病床，担架，甚至轮椅，都已用上，急诊室已人满为患，暂时转不出的病人也积压在急诊室，于是新的病人无床可用，除非120把救护车上的床留在这里。
疫情之前，医院也存在压床的现象。但压床时间不会像现在这么久，因此救护车的周转率会更高。李警雷觉得，疫情，让一些原本存在的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
压床，会造成120压车，压车则会造成急救系统“压单”，最终的后果则是上海病人的积压。“压单里面大多数是日常急救。”李警雷说。
不少病人向记者反映，当他们呼叫120救护车时，时常被告知，需要排队等待，有时排到的号是200多，有时排到的是500多。李警雷也知道，有许多病人在等待着，他从调度系统里那些“急救待派”单的数据看得出来，他也很着急，也理解那些打电话来骂120的人。
“什么都被骂过了。”调度员徐增说，每天都会被骂，但没办法，他碰到这种情况只能安抚，也希望疫情期间，大家互相理解。但看着那些调度系统里“暂停调用”的车辆，他只能干着急。
近期，天津、河南共派出100辆救护车增援上海。但这些救护车主要负责“阳性病人”的转运。李警雷告诉记者，天津的救护车队曾试图参与到日常非新冠病人的急救转运中，但很快发现碰到了新的问题：上海方言造成语言沟通不畅、司机不熟悉城市道路。
“超负荷运转”与“资源浪费”
在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120调度指挥中心，120电话呼入量在4月5日这天达到峰值——9.1万。
在原本急救中心做的应急预案中，他们设想，120呼入电话可能“三四万”。但实际数据，还是超乎了李警雷的想象。“这是全国的记录。听说武汉当时四五万吧。”
整个调度系统的业务量已经较日常“翻了十几倍”，他那天很紧张，一直待在调度大厅，不敢离开，“（以前）没经历过”。调度员们一刻不停地接线，但还是有人无法打通急救电话。
3月28日，浦东新区开始封控，上海市120急救电话的呼入量就开始迅速增多。得知浦东即将封控时，他正在开会，商讨评估疫情下急救中心会遇到的问题。
李警雷紧急召唤家住浦东的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回到位于浦西徐汇区的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他此前并未提前得到封控通知，也没预想封控会持续多久。
从3月28日开始，他就看着调度中心大厅里的那块屏幕上的每日来电数，从2万多，涨到高峰时的9万多，到如今慢慢回落到两三万。从始至终，120急救系统一直在运转，“没瘫痪掉”。但所有的担子，都压在这些调度员身上。
“调度员的排班全部是超负荷的。有人都哭了。”李警雷说，“已经到极限了，几个女孩子跟我闹，‘做不动了，真的做不动了’。”这些调度员相比于往常，工作量翻倍，但后勤保障也遇到了困难。
疫情之下，急救中心采取闭环管理，调度员已经一个月没回家。这些调度人员中多是女性。调度中心位于急救中心大楼的9层，而10层的一间可以俯瞰调度大厅的办公室，成了她们临时宿舍，地上铺满了被子。
“她们都是在那儿睡地铺。”李警雷说，其中一些甚至连洗漱用品、卫生巾、内衣内裤，都没来得及准备。
持续的闭环管理与高强度工作中，有高血压的调度员出现“断药”的情况，有调度员开始寻找安眠药。为了应对一些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急救中心甚至配备了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在急救站，急救医生、司机、担架员同样许久没回家了。很多司机由于长时间驾驶，腰病犯了，忍着疼痛开车。由于救护车需要24小时运转，如今运力降低，他们只好依靠备更多的班次来弥补运力不足的问题。
“这一段能吃到热饭热菜就是奢望了。”陶炜说。
在调度中心，调度员们最常问李警雷的是，“什么时候能回家？”他也不知道。有人母亲清明节下葬，没办法回去；有人儿子即将出国留学，母亲没办法回去。而李警雷自己也已有40余天没回过家，妻子在电话里向他要过吃的，他也没办法。
更广大范围上的生活求助电话也通过120急救电话打了进来。这让李警雷很无奈。
“每天呼入的来电，无效电话很多。”李警雷说，这些无效电话中有断粮讨饭吃的、断药求药吃的。
很多时候，30岁的调度员徐增很矛盾。“人家说要去配药，实际上不需要救护车，但居委会没办法解决。”徐增说，“那他就说，我不配药了，我要去医院看病。有这样一部分病人占用了这个资源。”但他没办法线上核实病人情况，有时会遇到夸大病情，或者被骗的情况。
徐增还遇到过许多占用救护车资源的情况：在家被狗猫抓伤咬伤，要打狂犬疫苗，缺少交通工具；小区被封控，但需要去医院做核酸；孕妇定期产检，因出不去，无交通工具，叫120送医。
他们还曾碰到有寻求生活物资的人打来电话，以跳楼相威胁。“一个电话挂8个小时，‘你不过来我就跳楼’，他觉得你就是救命稻草，我抱着你，你给我解决。”李警雷告诉记者，遇到这种情况，调度员也没办法，只能耐心解释，也不敢挂电话。甚至有在家憋久了、想要出门的人打来电话，谎称自己有病，需要送医，“送到医院，他跑了”。
“服务内容搞错了，我是生命热线，不是求助的。”李警雷说。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非急救类病人的呼入也在占用有限的120调度资源。“像血透病人透析、病人断药，类似的病人应该通过街道、社区车辆转移就医。”
“我们也呼吁，一个人要正确打120。”李警雷说，否则会造成救护车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有限的120救护车资源还被分配用来转运病情较重的“阳性病人”，以及送没有交通工具的病人回家。
这些有限的资源，徐增只能根据病人家属来电时讲述的病情危重与否，调度救护车。在4月28日下午3时急救中心调度系统里，有不少显示为“挂起”的求助信息。每一个“挂起”背后，都意味着有一名病人尚未等到救护车的派出。其中，有两单是来自两名逝者家属的求助。
家属打电话希望急救医生前去开死亡证明。“他不需要抢救这个病人。”徐增说，“那你告诉我，这是急，还是不急？”对于病人家属而言，“不急不可能的”。
就医信息堵塞
120救护车资源还浪费在开往医院的路上。
有司机曾拉着病人跑了三五家医院，发现都关掉了。
这让李警雷很痛苦。“这信息没一个权威的渠道。”李警雷告诉记者，他们只好“自救”，使用“土办法”——自己一家家医院地求证。
调度员徐增发现，每当病人家属打电话来问，“哪家医院开着还是关着，我们都没办法回答。”
“特别是发热门诊。”徐增说，他们如果接了个阳性，或者密接，就要消杀。徐增问他们什么时候消杀好，通常他很难得到明确的回答。
4月28日这天，徐增接到一个“阳性楼”的病人求助，他联系医院时被告知，“房间已经满了，过去只能等待。”
从他的感觉上来看，4月初到4月中旬这段时间，是各个医院最紧张的时候，大多医院已经饱和。不只是急诊，发热门诊的床位也很紧张，他曾打电话询问一家医院的发热门诊，得到的答复是：“人都满了，你过来只能站着。”
刘黎发现，“上海发布”（记者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社交账号）公布的医院开诊信息，有时是滞后的。她听到有病人说，根据这个开诊信息去某个医院后，发现医院正在消杀，无法接诊。
信息不互通，医院开诊与病人就诊信息总在变，120调度员很难掌握各医院的最新情况。
“理论上这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李警雷说，但他们现在必须花费精力去摸底各家医院的就诊情况。如果有权威信息，“我的效率肯定提高。”但目前，他还没看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仁济医院东院区急诊科的医生们有时怀疑，急救中心的调配系统出了问题，尤其在4月初到4月中旬的半个月里，他们感觉，浦东的救护车似乎只往仁济东院的急诊科跑。
救护车送病人有三个原则：就急、就近、病人及家属意愿。
“急救的还是往三甲医院去。”李警雷说，由于医疗资源不均衡，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疫情之前，曾有三甲医院的领导跟李警雷打电话，让他少送病人。“我说你知名度太高了。”李警雷说，“就像我们学区房一样，重点学区房，再远，我带孩子也跑过去，就是花钱。”
“但近期应该说在逐步好转。”李警雷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医院开门接收病人，在寻找医院上浪费的时间正在减少。徐增也感觉，“比之前好很多了”。
但其他堵点还是存在。最大堵点——“压床”问题，李警雷感觉到近期“更严重了”。
4月28日这天，王晓惠直到下午4时20分才开始重新接单，“接了一车危重预报”。由于病人没有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医院也暂时没有缓冲病房腾出来，病人只好在救护车上持续吸氧并监护病情。
王晓惠一直在救护车上陪着病人，直到晚上7点。这一天，这辆救护车因为床被占用，停运7个小时。
“我们就像老牛拖车，好不容易过去了，又动不了了。”李警雷说，上海交通管制，“理论上开车是最方便的时候，但效果不成正比。这个工作要反思。但我们真的尽力了。”
李警雷曾看到一张令他“于心不忍”的照片——一位病人在私家车上进行心肺复苏，“理论上应该在救护车上”，但叫不到救护车，病人家属只好自己备车。